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倦怠是近些年弥散的一种职场情绪。韩炳哲曾有专文《倦怠社会》讨论此事，大概观点是，倦怠是现代社会造就的“功绩主体”的特征，是在不断寻求绩效最大化之后的自我谴责和自我攻击。也可以说，现代社会让“更高更强”“我能够”内化为每个个体的自我要求，一旦个体达到了“我能够”的上限，便不得不进行自我作战，由此潜移默化地将社会问题转化为了个体责任。

要求企业提供对策的方式稍好于要求个体调节，但单个企业无法制定社会规则，本身是社会规则的受动者，在这个意义上和个体有相似之处。倦怠已然是一个弥散性的问题，对治它需要法规与公共政策的系统调整，最起码的是对工时制度和休假权利的法治强化、对过度加班的制度性抵制，在此基础上，还应有对弹性工时、远程办公的相应鼓励。

更细的行业规则也应考虑。对于某些高度计件化、算法化的行业，比如外卖企业吴建豪演员，规则的着力点应该在绩效考核的人性化、合理化上；对于一些创意性、高智力含量的行业，政策规则则应引导企业提供高质量心理咨询、职业援助，并提升决策的民主化。这些只是点上的举例，难以一一尽数。总的道理是，只有公共政策整体水位上了一个台阶，才能触发企业改变。不然，单个或数个企业的内部规则调整，最终会被竞争拉回均值。

倦怠这个词，因为在词性上指向一个人、一个主体，因此很容易被误读为个体问题，遮蔽的是现代社会的内在困境。几乎所有社会从早期现代化进入深度现代化后，都会面对增长放缓或停滞的问题，都要在社会政策上进行深层调整，来减缓功绩主义惯性带来的复杂问题。被普遍讨论的“职业倦怠”是一个信号：社会政策应该从单线增长逻辑，向寻求丰富、安定、人文主义的逻辑调整。